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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公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2010-12-05                 字号:  

    济公,是一个人们熟知的民间故事人物,他那疯疯癫癫、蓬头垢面、手执蒲扇、出没四方的形象,不仅在口头上广为流传,而且还被人们塑成像,画成画,称为“活佛”,奉若神明而加以顶礼膜拜。这种现象,随着80年代电视连续剧的演播,更为炽热,影响及于海内外。
    但是关于济公形象的主要特征诸如颠狂、歪智、骗术等的渊源及其文化意义,至今尚涉笔不多,甚至还有人认为济公这一形象根本是一种“促狭鬼、捣蛋鬼、恶作剧者的人物,是集骗子和救赎者于一身的复合体”。笔者在研读有关的论述与济公故事时,深感在这个问题上,“言有尽而意未穷”。故本文从一新的角度,援笔作一补充。
    一、关于颠狂。济公是一个疯和尚的形象,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颠狂。形容的不修边幅,行为的不守规范,语言的嘻笑怒骂等等。他貌似游戏人生,玩世不恭。其实却有鲜明的爱憎,能扶危济困,惩恶扬善。
    济公的颠狂,从艺术典型上说,它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旧秩序的破坏者,不平事的救赎者,旧统治的反抗者,其颠狂的性格,正是自身安全的保护色。不论他是真颠还是佯狂。这种性格为他的来去自由,进出方便,敢作敢为打下了一个基础。二是颠狂也是一种斗争与反抗的形式。在无法动摇旧统治的黑暗现实中,采取颠狂者的特殊手段,可以大泄民愤,大快人心。例如传说中火烧大悲楼,欲置济公于死地,济公竟一泡尿,撒了放火者一脑袋,把火浇灭。有学者认为这种对屙尿特别感兴趣的行为,是一种恶作剧。对此,我们暂不论。试想在旧势力十分强大,难以动它半根毫毛的状况下,这种手段,似乎也不无意义。三是济公的颠狂也是其神性的一种表现形态。他貌似肉体凡胎,实际却是一种“活活的知觉罗汉”。只要用手一拍天灵盖,便可透出佛光、灵光,威慑一切妖孽。其颠狂,正是他与常人的不同之处。他随心所欲,消形遁迹,未卜先知,不受时空所限,也非凡人所能及。
    我们说,颠狂性格本身,就表明不为世俗所容。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现实生活环境中,被世俗视为“颠狂”者,往往是有特异才能的奇人,济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奇人。
    二、关于歪智。济公的特殊才能有多方面的表现。他往往想出各种点子和办法,破坏旧秩序,藐视礼教,装神弄鬼,为所欲为。正因为他的点子和办法,常以“恶作剧”的形态出现,所以人们称其为“歪智”。例如为了惩劝贪财的衙役,他假指石头为宝物,哄骗两位班头扛着大石走得大汗淋漓,累个半死,使他们的发财美梦化为泡影,等等。
    令人奇怪的是,济公的所作所为,不论其多么出格,多么荒唐,却总是能为人们所容忍和默许,他在寺里的行为(如喝酒吃肉等)得到方丈的庇护,而在普通大众面前,更有着众多的服膺者。这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一是济公的智慧、谋略即使是“歪智”也都与救赎者的“神圣性”相联系;二是限于旧时代、旧社会广大民众所处社会地位的卑微,难于采取那些震撼旧世界的重大政治行动,只要能对压迫者、剥削者采取若干“报复”的行为,也就在情感上得到了某种满足,民众对济公的所谓“歪智”,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三是中国古代多有深厚的“名士”文化传统,在为人处世方面,往往清高自许,放荡不羁而显得惊世骇俗、引人注目,所以对现实和人生的不满往往表现为“扭曲”了的特殊形式。然而由于他们大多具有卓尔不群的品性和超凡出众的才能,从而得到了人们的仰慕和首肯。
    济公的所谓“歪智”与一般的“恶作剧”还是有区别而不可同目而语的。因为其智虽不算高级而颇低下,但却与道德相联系,不是一般的“寻开心”,且与自私和残酷不相关。
    三、关于骗术。济公形象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的“欺骗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他常常耍弄各种欺骗手法,并摆出一副心安理得的架式。例如济公常与人擒妖捉鬼、惩恶劝善,但又时时要抬高自己的声望,便暗中使用欺骗的伎俩,等等。
    对此,我们也应作历史的分析。欺骗当然是不好的品德,但欺骗也有因施用的对象不同而可有不同的评价。比如对付敌人,欺骗也不失是一种有用的手段。曾有一个天真的孩子,他在课堂上听过老师的教导,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不能骗人,说谎话。可他在看《智取威虎山》时,看到杨子荣欺骗座山雕时,他便天真地发问:杨子荣怎么骗人了?结果父母骂他为“傻孩子”。与这件事的性质相类,济公的欺骗术,由于是用来解救苦难者、弱小者、贫穷者的危厄而施加于统治者、强暴者和权贵们的,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人们对它的容忍也就不足为怪了。再说,济公的所谓“骗术”还有另一种作用,那就是他一方面破坏秩序,制造混乱,另一方面又在此过程中重新恢复秩序、消除对立,沟通二极和二元。所以济公的形象特征与普通民众的“求平安”的集体意识有其契合与相应的一面。
    四、关于救赎。济公形象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他是一个救赎者,他能治病消灾、扶危济困,捉妖拿怪,惩恶扬善,而且这是他的主导方面。也许正因为此,所以上述几个特征,反倒不如这点在人们的意识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了。例如我们看到济公所帮助的人大多为忠臣、清官、孝子、节妇、义士、寒儒等。而在救赎中,最能够表现济公特点的是他那即使面对恶人,也常常以劝化为念,慈悲为怀,希望能超度对方,放下屠刀,舍恶从善,即便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济公在捕捉他的过程中也屡次加以点化,直到希望完全破灭,才将其拿结归案。正因为此,所以人们称其为“活佛”和“圣僧”。
    济公形象的这一特征,更多地显示佛教的宗旨。济公作为僧徒的代表,处处向人们宣扬佛法的威猛,他与诸道士的斗争,实际上是向人们展示道教种种法术的无能,从而透露出中国文化史上佛道两教的长期对立、冲突的事实。对济公的救赎行为,我们也应一分为二:在客观效果上,它调和了社会矛盾,而在政与民的二元关系中作了沟通,所以,综观济公的艺术形象,政教两者统一,而使政、民二元通和。突出的例子,就是济公大闹秦相府之后,为秦相之子医治奇症,便从对立的极点走向缓解,此后济公的所作所为,几乎都和当政者利益一致。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局限。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所必须清醒地看到的。
    很多论者重视济公的“救赎”特征,并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而对济公的“颠狂”、“歪智”和“骗术“却予以贬斥,这其实是不公正的。笔者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在济公的艺术形象中,对其“颠狂”、“歪智”和“骗术”应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评论,而对其“救赎”的效果,似乎不应肯定得太过分。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以上论析是否允当,恳请方家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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