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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如何打造中国文化发展第三极
2010-12-09                 字号: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南方民间智库成员。曾出席第一届“潮涌珠江——广东网民论坛”。)

【编者按】一个民族或国家间的竞争,决胜于船坚炮利,决胜于经济实力,但最终决胜于文化。在全球化推动着中国国家转型的胶着时期,如何提供一种国家发展的健全模式,拥有优势地位和先行作用的广东,面临着新的文化决断。

【点睛】

一切具有历史文化积累的大城市,都具有相互竞争的文化底蕴。但是相比而言,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是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主要参照系。广东如何才能成为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极?

文化三极

■传承

必须重新召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体现过的、广东人引领全国现代精神发展的宏大气魄。广东是不是能够重显这种精神气象,决定了广东是不是能够建成文化强省最为关键的判断指标。

■对比

◇京派文化以千年皇城文化和当代中央权力所在地的文化“霸气”,构成对广东文化的比较优势。

◇海派文化以学习西方的先行性与典范性,构成对广东文化现代规范性的挑战。

◇广东文化的比较优势,不在权力的支撑,也不在学习西方的中规中矩,只能在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创新性上面。

■出路

传统的岭南文化已经不足以成为创制新型广东文化的根据,只有在锻造血气相通的“粤港文化”的基础上,广东的文化比较优势才能凸显而出。

奥一网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态势日益鲜明地呈现出来——在从传统向现代的急遽转变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化的品性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性指标。这种转变,从国家层面来看,涉及到全国范围内的现代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生活模式的建构,目标是成功地建构起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市场经济体系与民主政治制度、社会自治与多元文化并行的生活方式。而从区域之间竞争性地推动国家现代文化建构的不同效用来看,则涉及到不同区域是不是能够断然选择适应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种文化举措,从而率先并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变,并处于国家文化发展的先发优势和先行地位的问题。

恰当此时,广东面临新的文化决断。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的强势增长与发展,和政治文化的相对滞后、精神文化的明显落后,相形而在。在国内其他地区经济崛起的对照下,显示出广东发展后劲明显不足的迹象。似乎区域发展在国家进步的总体进程中具有的优势地位,必须通过艰苦的文化重建,才能够再次获得印证。

为此,广东决定全力以赴建构文化强省,就成为一个应时而起的明智决断。这种明智,不但体现为这一决策抓住了广东发展的关键点,因此能够为广东在国家现代转变中的优势地位、先行作用再次增添深厚动力,而且成为广东敏锐意识到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在关键时刻高度契合的标志,进而显示了广东对自己在国家现代转变中所应发挥的作用的自觉认领。

广东建构文化强省,不仅是为广东夯实发展基础、提供发展后劲、均衡发展态势,而且是为国家发展供给健全模式、精神导向与价值根基。这是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应当达到的双重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在宏观筹划上,必须做足以下几方面的功夫:

重塑广东文化的现代胸襟

必须重新召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体现过的、广东人引领全国现代精神发展的宏大气魄。广东是不是能够重显这种精神气象,决定了广东是不是能够建成文化强省最为关键的判断指标

首先,重塑广东文化的现代胸襟。广东曾经具有文化价值观念上引领中国现代转变的精神气势。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就是这种引领能力的典型代表。但改革开放的特殊性造成这种精神气质的衰变。因为这一进程的展开,主要是在国家层面布局之下,由广东具体实施的社会经济转变过程。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引导国家从刚性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变为市场经济,只需要拿出执行的勇气、务实的作风,就可以实现国家布局的经济转轨任务。而广东也确实以自己务实、肯干的做派,实现了带动国家经济转轨的目标。这是令人自豪的事情。但是,广东人恰恰在这种特殊的现代转变中,逐渐遗忘了引导国家向现代的纵深地带推进的文化抱负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在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广东人以自己踏实肯干的务实做派,解决了国家走出贫穷的难题。但告别贫困易,走向高雅难。一种纯粹追求经济发展的文化是不健全的文化。健全的文化形态需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效匹配。这就注定了广东要想长久维持自己的发展优势、继续引领国家的现代发展,就必须展开更为艰难的制度文化建设与精神文化建构。

这是一个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宏观格局问题。为此,必须重新召唤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体现过的、广东人引领全国现代精神发展的宏大气魄。广东是不是能够重显这种精神气象,决定了广东是不是能够建成文化强省最为关键的判断指标。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发展的胶着时期。老传统、新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制约了国家的现代转变。广东必须以自己在经济上的拓展能力,继续为国家拓展出支持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空间和文化精神。这是广东的现代宿命,是广东不得不认领的沉重任务。如果广东拒不认领这一任务,不仅会使广东停滞不前,也会使国家的现代转变缺乏深度典范。因此,广东必须开怀拥抱现代价值,将民族精神深处的人文主义、规则意识、制度安排与秩序追求,与现代开展出来的自由精神、宪政法治、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对接起来,从而塑造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

围绕这一目标,广东必须对具有历史文化象征的标志人物、核心价值、制度主张进行有效的清理、重造,从而理性清理出自己具有的、引领国家现代发展的文化遗产。一方面,大塑全民重视文化之风,转变单纯看重经济事务的风气。以期形成一种“坐而论道,起而可行”的崭新现代文化气质。让广东市民为自己引领国家现代精神的历史而自豪,进而形成自己承继这一精神使命的自觉意识。由此推动广东浮现一批供给全国思想界、文化界基本理念的大思想家和文化名人。花大力气,让新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走到历史的前台,就此成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重大事宜。另一方面,塑造广东自由竞争、全力向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社会风气,从而形成一种促进创新的社会环境,为适应地区发展和国家进步需要的新观念、新制度和新举措,开辟出广阔的空间。再一方面,广东制定和执行文化发展政策的党政机构、文化教育组织和公民社会中的文化促进单位,应当求大同而存小异,达成高度的文化共识,以提升广东的文化硬实力与软实力为共同目标,展开富有合作精神而非斗争观念的艰苦工作,为广东文化的近期腾飞提供深厚的政治土壤。为此,广东必须高度珍视自己的思想解放环境、制度导向机制和宝贵的发展共识。

文化强省须制度建构优先

凡是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硬件,初次建设与后续建设,不能只是领导当下重视的产物,而是区域内制度布局的结果。这是一种杜绝由领导决定一个地区文化硬件建设的人治状态的制度取向。

其次,广东在建构文化强省的过程中,必须将制度建构放置到优先的位置。这里的制度建构,指的是文化资源的配置机制、文化硬件建设的制度安排、文化软环境塑造的长期架构,以及文化层次理性递进的制度布局。

文化资源的配置不是一个即时见效的资源投入。因此,文化投入绝对不可能那么容易打动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地方党政领导。文化设施是不是有长期的资源供给,使其不至于陷入资源短缺的窘境,则是考验广东建设文化强省是不是具有坚韧力度的事情。这就需要刚性的制度安排。如在全民共识的坚强支持下,以立法的形式为文化资源的长期有效配置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文化硬件建设的制度安排也必须跟进。所谓文化硬件建设的制度安排,指的是凡是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硬件,初次建设与后续建设,不能只是领导当下重视的产物,而是区域内制度布局的结果。因此这是一种杜绝由领导决定一个地区文化硬件建设的人治状态的制度取向。似乎是软性的文化建设,常常落于某个领导的政绩工程,这使得文化建设缺乏持续的支撑力量。只有在文化硬件建设成为领导阶层不得不完成的硬指标的情况下,文化建设才不至于陷入时有时无的窘迫境地。也许人们会怀疑,超前的或应有的文化硬件建设并不是文化强势状态的显示指标。因为缺乏文化品位的公众不见得乐意进入这类文化设施中,使文化硬件与文化软件合拍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缺乏起码的文化硬件建设,公众绝对没有高雅的文化品位;而提供了基本的文化硬件设施,则可以将公众引导到高雅文化的场所之中,逐渐养成公众的文化高雅文化品位,重塑公众的文化气质。

进而,在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对文化软环境的长期塑造保有足够的自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大众文化需要的满足,构成人们判断是不是处于文化资源匮乏的首要指标。因此,提供足够的大众文化产品是建设文化强省的基础性事务。广东在这方面积累有相对丰厚的经验,也提供了具有继起性的大众文化产品。从改革开放早期的影视作品、流行歌曲到近阶段的动漫制作、影视产品,体现了广东在这方面发挥自身优势的持续能力。

但需要重视的是,广东在大众文化产品方面的制作优势,还没有同样体现在高雅文化产品的生产方面。这主要是指,广东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上处于一种显见的尴尬状态。一方面,广东在配置科学研究资源的时候,比较急功近利。即使在科学研究的资源供给上,也大多将研究资源配置在技术开发项目上,对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项目的政策性扶持显得不足。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对于基础性的研究项目支持力度向来不够不说,对于涉及地区发展深层次的问题和国家发展前沿性、总体性问题的资源供给,就更显乏力。以至于广东难以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群体。以至于一向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经济活动基本模式的广东,甚少对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国际社会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广东地方权力机构支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甚少发现气势宏大、站在全国视角甚至全球视角看问题的研究项目。这与目前广东大力支持的大众文化硬件建设,形成鲜明对照。

因此,在建设文化强省的过程中,广东还必须迅速提升自己在高雅文化建设上的投入力度,大力支持高雅文化的发展,大力扶持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大众文化的些许成就、文学艺术的少数创制。促进原创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并自觉建设一支足以应对政策需要的对策性研究队伍,一支说明和解释广东在国家现代转变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社会科学队伍,一支足以深入系统建构中国现代精神世界的人文学术研究的队伍,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自然,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绝对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有必要形成实事求是的文化建设进路。这一进路,就是一条沿循从大众文化逐渐进至高雅文化的进路。一方面,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当然需要对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同时下手。从而使文化建设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大众文化上相互匹配,不至于形成文化发展的畸形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发展资源的总体有限性,因此必须将文化发展的优势资源优先配置给当下具有发展优先性的项目。考虑到大众文化的发达供给高雅文化发展以社会土壤的缘故,目前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举措,有必要从大众文化设施的建设入手。考虑到大众文化肯定会与高雅文化竞争资源的情况,广东也必须对不少缺少的高雅文化建设配置相应的资源。办好一所大学、支持好一家报纸、维护好一家剧院、宣传好一个卓越文人,构成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如何打破广东文化局限性

重新召唤广东人原来关注大问题的精神……真正促使广东文化走出地方性、告别区域性,具有全国性,甚至全球性

再次,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必须致力改良现有文化土壤。这种改良,首先涉及日常文化氛围的重新营造问题,同时关乎细致入微的文化改良举措,进而与广东是不是能够形成新的文化气质相关联。

广东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性与区域性。这是广东文化的特色,也是广东文化的局限。广东文化的地方性是它的地域独立性与政治边缘性注定的。“岭南”文化就是这么被定义的。它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相比,具有不同的精神气质、文化品位和现实功能。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在现代历史上,岭南文化总体上从来无法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相与争锋。

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必须重造文化气质,从大众的日常生活着手,重新召唤广东人原来关注大问题的精神,使这一精神重新回到广东文化建设的现场,对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真正促使广东文化走出地方性、告别区域性,具有全国性,甚至全球性。

广东的文化气质是需要改造的。一方面当然要肯定广东文化气质中接引现代文化的成分,诸如接纳市场机制的敏锐性与灵活性、务实的生活取向与人生品位、当下快乐的生活哲学等等。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广东社会公众对于崇高事务的疏离、对于国家大事的淡漠、对于公共问题的冷淡。这对于广东形成领导全国的新型现代文化是不利的。因此,必须自觉地松动广东的传统文化土壤,植入现代文化的种子,促使广东市民在留意个人情怀之外的公共关注热情与能力的成长。从而促使广东全社会形成既有个人安适生活又有深刻思想见地更有积极的公共行动的文化新气质。

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绝对是如何获得一个比较文化优势的问题。这首先是一个国内强势文化区域的比较优势的获得问题。无疑,国内具有比较文化优势的地区不在少数。简而言之,一切具有历史文化积累的大城市,都具有相互竞争的文化底蕴。

但是相比而言,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是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主要参照系。京派文化以千年皇城文化和当代中央权力所在地的文化“霸气”,构成对广东文化的比较优势;海派文化以学习西方的先行性与典范性,构成对广东文化现代规范性的挑战。广东文化的比较优势,不在权力的支撑,也不在学习西方的中规中矩,只能在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创新性上面。为此,广东如何更具有雄心地将中国文化的创新任务接纳下来,不断地以创新气质推动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创造性发展,就成为广东是不是真正能够成为文化强省的象征。就此而言,传统的岭南文化已经不足以成为创制新型广东文化的根据,只有在锻造血气相通的“粤港文化”的基础上,广东的文化比较优势才能凸显而出。

显然,在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具有某种先发优势的情况下,广东建设文化强省不仅需要勇气、气势、政策、资源和举措,而且需要弥补短缺的人才资源。在坐实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社会基础的同时,广东能否制定切实有效的文化英才计划,大力引进并宽容对待文化英才的文化创制活动,就成为广东是否能够在短期内作为文化强省崛起的紧迫的当下工作。

惟当此时,广东才有希望成为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极。这里所谓的第三极,不是指地位与作用逊于第一、第二极的相对弱势的第三极,而是成为各具特色,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相互补充、不同作用的对等的第三极。这样的对等三极,形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多元动力机制,将极为有力地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这不啻是广东建设文化强省之福,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变之福。

来源:南方网  编辑: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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