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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大韩继村俱乐部
2010-12-07                 字号:  

 

(摘自1985年出版的《北京农村文化建设集锦》)

 

    房山县周口店乡大韩继村,地处平原,是一个有七百一十六户、二千五百六十四口人的大村。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这个村盖起了一座三层楼的农民俱乐部,建筑面积为一千二百平方米。俱乐部设有游艺室、乒乓球室、广播室、展览室、图书阅览室和文艺排练室。俱乐部楼前有一排杨树,有两片草坪和两座花坛,对面是个有观众台的灯光篮球场和一个电影放映室。球场旁边还建有太阳能浴室,每天为社员开放。宽敞、整洁的俱乐部为农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娱乐场所。

    俱乐部自开始活动以来,象磁石一样吸引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尤其是青年人,每天晚上都到俱乐部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文娱活动陶冶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使全村认得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九八二年“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大韩继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文明村”的光荣称号,一九八三年“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又被授予“北京市农业系统先进单位”的称号。实践证明,这个俱乐部已经成为培养新一代农民的坚强阵地,它为农村文化建设展示了光辉的前景。

沉痛的教训

    过去大韩继是个穷村,社员总计借粮十万斤,超支十万元,集体欠国家贷十一万元。干部们说:“这三个‘十万’象三座大山,压的干部、社员喘不过气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韩继的干部带领群众积极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发展多种经营,生产连年上升。社员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一九八二年人均收入四百四十元,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了两倍。社员盖起了新房,人均住房面积二十四平方米。电视机、电风扇、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已经普及,电冰箱、录音机、洗衣机、照相机也已进入农民家庭。

    社员有钱有粮,该过舒坦日子了。但是,社会风气并没有好转。当时出现了五股歪风:(1)大办红白喜事成风。凑份子钱从一、两元飞涨到十几元,酒席越办越大。(2)分家成风。不少子女不赡养父母,要求分家,很多老人被迫单过。(3)流氓盗窃和打架成风。少数青年在村里横行霸道,经常聚众斗殴。他们夜袭学校,偷窃集体瓜果和社员衣物,破坏社会治安。(4)封建迷信和不讲卫生成风。有的人信神弄鬼。有的人不实行计划生育,多子多福的旧意识很强。村里新修的柏油马路上,垃圾成堆,污水横流。(5)损公肥私和损人利己成风。有的人侵占道路和耕地,随意扩大宅基地。一些人把猪羊放到集体或他人和地理乱吃庄稼。邻里之间纠纷不断。群众形容当时的村风是:“大办酒席,请客送礼;看风水算卦,人被鬼迷;虐老欺幼,伤天害理;打架斗殴,蛮不讲理;偷摸成风,损人利己;扩大宅基,侵占耕地;猪羊乱跑,坑害集体;多生子女,与国不利。”

    针对上述种种歪风,大队党总支的同志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指示,感觉到本大队在当得工作重点转移之后,只顾了抓生产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视了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党总支书记祁凤玲说:“每次我给被捕青年签字时,心情总是很难过,拿笔的手禁不住发抖。我们辛辛苦苦培养一个青年,难道就是为了把他送进公安局么?党把陪养教育接班人的任务交给了基层党组织,这是我们的严重失职啊!”干部和党员也都认识到,过去怨天怨地都是不对的,根本问题是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比如,原来分工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抓建筑队去了。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也都抓生产去了,没人管思想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史实现四化的保证,不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成果就不会巩固。必须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党总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整个工作的首位。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吧青年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农民。

群众的启示

    建俱乐部是从一件小事引起的。一次党总支在原大队部开会,外面总有人捅破窗户纸向里张望。祁凤玲跑出去问:“总之开会,你们偷听什么!”小青年们解释说:“我们不是偷听,是想进去打乒乓球。”这件事是祁凤玲受到很大启发。他想,请年农民与老农不同,应该根据他们的特点,建个俱乐部,开展文体活动,是他们在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这个想法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大部分同志主张投资二十万元,建一幢设有各种活动室的三层楼房,以适应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也有人心理犯嘀咕:“下这么大本钱搞俱乐部,方向对么?影响社员收入怎么办?”总支书记祁凤玲说,进行文化建设和进行经济建设一样,都是党组织的责任。尽管大队目前还不富裕,但拿出一笔钱建设一个设备较齐全的俱乐部还是值得的。这不仅是为了满足目前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为子孙后代开展文化活动打下基础。老祁还精心设计了俱乐部草图。经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全村社员一致同意建一座水平较高的俱乐部。党总支做出两项决定:第一,建设资金不从社员年终分配预算中列支,而由各种副业挖潜增收解决;第二,要吸取过去的教训,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青年教育好,转变村风。

    消息传开,全村欢喜。工程由本村建筑队施工。党、团支部组织党、团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不少青年也加入了义务劳动的行列。工程进度很快,一个月时间主体工程就完工了。正在这时,上级传达了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知识》,县委也做出了《加快农村文化建设的决定》。大队党总支深受鼓舞,干劲倍增。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俱乐部落成。正式开放。

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了充分发挥俱乐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作用,由党总支、团总支、民兵营和文体骨干组成了十七人的俱乐部委员会,负责俱乐部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俱乐部设立了创作组、宣传组、合唱队、民乐队、文艺队、乒乓球队、篮球队和电影队,并购置图书八百多册,订报刊杂志二百多份。每天劳动之余,总有很多人到俱乐部,参加各种文化体育活动。一九八二年春节,俱乐部组织了联欢活动,内容包括篮球、乒乓球、象棋、拔河、书法、绘画、扑克、电影等。农历正月十五还搞了一天游艺活动,有大头娃娃舞、敲锣鼓、套圈、球赛、猜谜语等。参加活动的群众每次都有一千多人,真是盛况空前。一位瘫痪三年多的病人还让家人用车把他推到俱乐部去“热闹热闹”。国务院文化部的领导同志和市、县有关领导都来到俱乐部,和农民一起欢度节日,并肯定了农村兴办俱乐部的方向和做法,对俱乐部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极大地吸引了哪些不求上进、无事生非得落后青年。党团组织抓住机会,因势利导,启发和教育他们走上正路。村里有个姑娘,高中毕业后不愿意参加农业劳动,以“待业青年”自居,整天闲在家里。合唱队成立后,她去应试。她清脆的嗓音人,人人说好。大队团总支书记启发她说:“你唱得不错,可合唱队的成员要爱祖国、爱集体、爱劳动,你不参加劳动怎么行呢?”一句话触动了她。从此,这个姑娘白天积极到队里参加劳动,晚上到俱乐部练歌,思想有了提高。她说:“我现在觉得农村也挺有意思。《年青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里,不是有一句这样的歌词吗:‘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美好的春光绝不属于只顾自己、只顾小家庭的人,而是属于一心干四化的青年。”另一个以打架出名的青年,看见俱乐部篮球队练球,自己手就痒痒。祁凤玲同志看出了他心思,找他谈话,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要求他在后进青年中带头进步,并鼓励他树立远大理想。这个青年的思想渐渐开窍了。他写了保证书,决心改正错误。自从参加篮球队以后,他不再打架惹事了。在生产商他积极努力,每个月都干三十多个劳动日的活,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过去一个爱唱低格调歌曲的青年,参加俱乐部合唱队以后,进步很快。合唱队要求不能光练唱,要先理解歌词,谈自己体会,做到会唱也会做。他唱《社会主义好》,就结合自己家庭生活不断提高的情况,谈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唱《五讲四美好》,就每次练歌提前到,为大家做好事。他说:“过去,我觉得呆在农村没劲,心里老发空。现在我看到农村大有发展,大有前途。一个青年只要有理想,就会心理充实,就能走正道,就有使不完的劲儿。”有一个时期,农村有一部分青年由于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盲目崇拜西方,向往海外生活,张口闭口香港如何好。祁凤玲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后,以揭露港台黑暗社会的小说为素材,自编了二幕七场话剧《在另一个社会里》,由俱乐部话剧队演出,收到了教育青年的良好效果。

    为了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爱好,俱乐部从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开始,举办了农业科技、时事政治、企业管理、建筑基础、家禽饲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音乐、书法绘画和通讯写作等十个知识讲座。群众踊跃参加,听众达一千多人次。为了保证质量,他们请水平较高的教师讲课,并建立了考试制度。他们还请县、社、大队三级技术员当老师,根据季节和农活需要讲授农业科技知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社员高西山,听了玉米田间管理知识讲座后,带领自己的作业组,对玉米进行了合理施肥、浇水,讲究肥水使用的时间和数量。结果,他们组承包的责任田,一九八二年玉米亩产八百多斤,比以前提高近四百斤,创生产队亩产最高纪录。大队的农业技术员和社员,听了讲座后,加强了田间科学管理,在一九八二年夏粮减产的情况下,秋粮增产三十六万斤,使全大队粮食总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大韩继的农民中,爱好乐器。唱歌和书法、绘画的人很多,但缺乏基础知识。参加音乐知识合唱队获公社一九八二年“五四”青年节歌咏比赛第一名,并在一九八三房山县“五月鲜花”歌咏比赛获得一致好评,还代表房山县参加了北京市“五月鲜花”歌咏会。书画知识讲座,使许多书画爱好者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他们的作品有书法、泥塑、工笔画、写意画、水粉画、水彩画和油画,其中部分作品,已被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师生借去作教学参考。大队演出的舞台布景和宣传栏都是大队美术爱好者设计绘制的。村里的文学爱好者听了通讯写作知识讲座后,根据村里几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写了几十篇习作,其中有六篇在县办《青松报》上发表,还有的被《北京日报(郊区办)》采用。通过举办各种知识讲座,全村学科学、学文化、讲文明已蔚然成风。

三大变化

    大韩继俱乐部近两年的文化活动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这主要反映在村里发生了三大变化:

   (一)青年一代精神面貌变化了。两年前,村里不好的风气集中表现子啊一些青年身上,有各种不良作风的青年占青年总数的七分之一。老人们看到这种状况都很焦急。一九八一年以后,在党、团组织的耐心帮助教育下,通过参加俱乐部活动,青年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过去细想落后的青年,在“文明礼貌月”中,经常主动帮助市区父母的郭振山兄妹担水、料理家务。另一个爱唱格调低下歌曲的青年,现在是俱乐部的读书积极分子。他读了《红旗飘飘》一书,思想受到启发,认识到了生活的意义,决心改正错误。他见有人偷队里的瓜,就去制止,人间骂他,她仍然坚持原则。现在这两名青年已经光荣地加入共青团。近两年的时间里共有一百二十一人写了入团申请书,其中三十九人入了团。有四十八名团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有五人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青年们阻止了七十二个学雷锋小组,为困难户挑水、打扫卫生,为集体义务种树和看守果园。一九八二年,全村评选出青年突击手二百一十名,约占青年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评选出“三八”红旗手二百名,模范干部二十四名,优秀党员二十名。老年人都说:“这些小青年变了,比以前有出息了。”

    (二)人与人的关系变了。自从俱乐部建立以后,党支部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寓教育于文体活动之中,配合各种工作,刹住了过去的村里的五股歪风。过去的“打架胡同”也变成了遵守农民公约、和睦相处的“团结巷”。一九八二年上半年,全村评选出了“三百四十户文明家庭,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有这样一个例子,充分说明大韩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九八二年春节,女社员刘玉莲盖房缺少帮手,老饲养员祁凤玲祥动承担了张罗盖房的事,前后帮了半个月。一天,祁凤祥在挖土时遇塌方被砸,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刘玉莲觉得祁家为帮助她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绝不能让祁家在受经济损失,决定自己暂不盖房,拿出一千多元钱作为祁凤祥的医药费和安葬费。祁凤祥的爱人荆秀敏知道后,找到刘玉莲说:“凤祥虽然不在了,但我三个儿子都长大了,在经济上我撑起这个家。你孩子小,孤儿寡母,积攒一些钱不容易。你按原计划盖房,经济上不用为我操心。”刘玉莲让侄子悄悄道医院结了帐。最后,祁家想了个办法,说儿子在县里工作,这笔钱单位可以报销。刘玉莲信以为真,就交出了账单。其实,这钱全祁家承担了。这个动人的事迹,县里做了报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先后进行了广播。

    (三)社会治安变了。两年前的大韩继,青少年犯罪严重,社会很不安定。仅一九七九年一年,全村打架斗殴事件就发生了三百六十多起。有的人见利忘义,偷道扒窃,流氓鬼混,甚至拐卖人口。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八零年上半年的一年里,全村有十人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强制劳动或劳动教养,三十二人被司法治保部门定为帮教对象。近两年,大韩继村没有行使犯罪案件发生。八名刑满释放人员也都改邪归正。过去打架斗殴的“十大尖头”,有六人表现较好,分别入了团,参了军;另外四人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三十二个帮教对象经过党、团组织的帮助,思想觉悟也有所提高。一九八二年六月,党总支、团总支宣布撤销对他们的帮教。现在,这些人积极参加俱乐部活动,有的还成了文体骨干,经常为集体做好事。目前,全村的治安情况良好。

    大韩继农民俱乐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断摸索前进,发挥了很大作用。农民群众赞扬说:“还是党总支看的远,想的周到,为我们办了件大好事。”党总支的同志们深深体会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们感慨地说:“盖俱乐部的二十万元没有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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